随着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治理越来越成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城乡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

4月28日，“2023未来城市·杭州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聚焦“治理·融合：数字治理视角下的未来城乡关系”，探讨数字治理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之道，以促进城乡治理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发展。

推动数治城乡

(相关资料图)

对于智慧城市的生成与构成，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三大困境与三种“生成”机制，智慧城市应是“构成”与“生成”有机融合的系统；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聚焦“四梁八柱”提供公共品。

仇保兴认为，城市由“生成”力量和“构成”力量互相组合而成。智慧城市的建设，不能片面地依赖“构成”而忽视了“生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实现智慧城市的手段而并非目标，同时也需要厘清智慧城市中商业品和公共品之间的区别。

他表示，智慧城市作为高技术平台，也是科技发展不确定性最大的新领域，必须要用第三代的系统而不是停留在控制论、信息论等老的系统论的基础上，应该用复杂适应理论（CAS）发挥主体的三大新机制（即：积木、内部模型、标识），只有主体的发挥，“生成”才能涌现出力量。而且，无论是核心的还是基本的智慧城市的公共品，都必须注重“生成机制”的应用。

他建议，政府要和IT企业沟通，政府更关注的是智慧城市的公共品。智慧城市的公共品一旦完善了以后，可以为庞杂、日新月异的各种各样的智慧城市的商务品的涌现提供平台。

在数字化推动城乡均衡发展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数治城乡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陆军表示，城乡关系未来可能会形成逆差序格局，数字化可以通过五大机制加速这一进程。这五大机制包括了公共服务精准的匹配、生产要素的实时分享、数字技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以及弥合城乡文化断层。

同时，他也提出，在这个推进过程中面临着四大挑战，包括：城乡数治依赖数字经济和数据要素基础设施与制度体系的完善；新型数据财政工具面临基于地理空间的传统财税体系制约；城乡数治需要价格、绩效和财力多元机制的结构性耦合；城乡数治将面对团体格局和局部斑块等空间失衡的挑战。

陆军也提出了关于数字化技术应用的背景适用性问题的思考。他表示，数字化工具的运用，有它的环境、土壤、系统、气候以及天时地利。真正的逆差序格局、城乡均衡发展，除了需要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也需要有一个著名的国际化的中心城市的再组织，可能同时还有一个基于城市打造它的自组织的分工体系。

产学研合作如何展开？

数字化技术如何赋能城乡治理、推动产学研合作？遇到的瓶颈问题是什么？

在主题为“数治城乡中的产学研合作”圆桌论坛中，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蔚文从自身在数治城乡产学研合作中的经验出发，从合作目标、数据认知以及数据安全三个维度归纳了产学研成功合作的要素。

张蔚文表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溢出效应，带动乡村实现城乡融合，数字化大潮下，产业研的落地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瓶颈，例如，研究数据的获取难度、对于市场的认知差异等。她也分享了应对挑战的几点做法，包括建立互相的信任机制，推动实现双赢，同时通过数字化赋能，提高数据挖掘的效能、降低成本。

人工智能从深度学习技术发展到如今的大模型技术，核心是有一个标准的数据，不管产业界、学术界还是其他领域，都可以基于公开的数据集，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进行技术突破，这是非常关键的。对此，阿里巴巴达摩院城市大脑实验室资深算法专家邓兵提出，我们需要标准统一、公开、大规模、多模态的数据，“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数据是要公开开源的，这是我们产学研最重要的一点。”

他表示，针对未来城市的核心关键问题，持续建立标准、逐步积累海量的公开数据供产学研各领域研究，非常关键。他建议在符合数据安全、脱敏要求下，技术企业可以贡献各自领域的数据用于产学研各领域，发挥价值。同时，大量城乡治理有着各种不同的需求，这也需要建立一套统一的机制，然后在这套机制上各领域可以百花齐放。在如今大模型范式下，今后的趋势是各个领域将会融合起来。

对于数字融合的过程中涉及到的数据安全、数据价值等问题，中国移动（浙江）创新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联合实验室副主任王晓亮表示，要突破这个瓶颈，还是要让数据安全的规则、数据价值的体系更加显性化、明确化，这样大家可以更大胆地往前走。

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数治城乡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远景认为，我们的区域性差异尤其是南北差异、城乡差异非常明显，未来在产学研过程中，包括转化的过程中，“数治”一定不能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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