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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是在某些思想（中国古代诸如天命、阴阳、五行等）影响下用种种方法预测未知事物的预测术。印刷术流行之前，能传下来的占卜书籍非常稀少，因此敦煌占卜文书就成为了解唐五代占卜书籍，以及时人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占卜术以预测吉凶情况的重要资料。

敦煌占卜文书数量很多，按号计算有300余件，超过了儒家经典，可见在当时社会的流行程度。唐五代时期，一般民众在思想教化行为规范上遵循儒家经典，在实际生活中则离不开占卜术。这在唐代官方政书中有明确反映。《唐六典·太常寺》说占卜可以在九个方面“决万民之犹豫”，即“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从出生、婚嫁、寿命、丧葬到住宅、仕途、疾病，人生中的大事都离不开占卜。不仅中央太卜署有卜师、卜博士、卜筮生为各机构占卜服务，民间更有形形色色的占者和卜者为百姓占卜服务，于是占卜书就流行开来，残留下来的占卜文书也就相对比较多了。

敦煌占卜文书涉及的占卜术种类繁多，包括卜法、式法、占候、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占病、占婚嫁、占死亡、占走失、逆刺占等）、杂占（占耳鸣面热、乌鸣占、占怪等）等十几类，囊括了当时几乎全部占卜术。这就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占卜情况提供了丰富史料资源。

敦煌占卜文书中提到的占卜术除易占及一些卜法外，总的说来比较简单粗糙，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婚丧嫁娶历来是占卜术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敦煌占婚嫁文书涉及的占卜事项主要是占夫妻是否相合，以及嫁娶的日期吉凶。前者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十二属相和五行相生克法。例如斯2729背《夫妻相法》即有“夫木女火，六百万石；夫木女土，凶；夫木女金，病，凶”之类说法。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在唐代不仅流行于边陲，也流行于朝廷。《唐会要》记城阳公主要改嫁，“太宗使卜之。卜人曰：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也是使用了五行相生克法，认为夫火女火是不吉利的。丧葬方面，主要是占葬日与葬地的吉凶，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阴阳五姓、六甲八卦，其中重要的是《阴阳书》。《阴阳书》在唐代十分流行，多达50余卷，曾流传到日本，但在中国后来却湮没不闻，只有敦煌占卜文书保留了一卷，即伯2534《阴阳书卷第十三·葬事》，内容是逐月讲葬事的吉凶，以及推算“灭门大祸日”的表格，最后说：“凡葬及殡埋斩草日值灭门日者，妨害深重，不可用；若值大祸日者，被劫盗。日音与姓相克，害深。”其中提到葬埋要避开灭门日和大祸日，还将丧葬与五姓（宫商角徵羽）相联系，与占阳宅的《宅经》相同。

“时日宜忌”类占卜术，将生活中各项活动的吉凶宜忌都编成手册或口诀，有的直接写到类似后代的“黄历”中，供人选择。斯2404《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具注历日》就记有“十二支忌日”：“子日不卜问，丑日不买牛，寅日不祭祀，卯日不穿井，辰日不哭泣，巳日不迎女，午日不盖屋，未日不服药，申日不裁衣，酉日不会客，戌日不养犬，亥日不养猪”，涉及挖井、盖房、裁衣、买牛、养狗、养猪等劳作，卜问、祭祀、吊丧、嫁娶、会客、服药等活动，包括了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官民遵行，几成习俗。比如唐太宗朝功臣张公瑾去世，年仅39岁，太宗悲痛，要去哭吊，礼仪官员就劝他：“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为流俗所忌。”但是太宗说：“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衷，安避辰日。”（《旧唐书·张公瑾传》）。可见“辰日不哭泣”之类宜忌在朝野间十分流行。当然，上述这类宜忌还是粗糙和过于直观的。比如丑为牛，所以丑日不能买牛；戌为狗，所以戌日不能养狗；亥为猪，所以亥日不能养猪。到后来大概觉得这种联系太直观了，便有所改变：丑日改为不冠带，亥日改为不嫁娶（同时巳日改为不远行），丑日、亥日不再和牛、猪联系，忌日涉及的日常生活也扩大到“冠带”和“远行”了。

相术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也有重要作用。无论是想知道自己的寿夭吉凶，还是交友任官，找人看相都是很重要的。统计《太平广记》中各类占卜术的使用情况可以发现，相术最多，排名第一。而且在所搜集的117条相面资料中，相任官仕途的有100条。这当然是由于这些资料的记录者多是官员，反映着时人想要做官入仕的愿望，同时也因为当时选官是要看相貌的，即所谓“以四事择其良：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唐六典》），“身”的美丑优劣放在了首位。敦煌伯3589背《相书》有“凡人面如满月、润泽，主富贵”；“凡人龙行，三公；虎行者，将帅”之类占辞，其实就是任官取人相貌的标准。史籍中常记载皇帝或宰相说某人“贫相”“命薄”因而不授予官赏，也是建立在此类相术的基础上。伯2572《相脚足下文》篇，有“足心下有黑子，大贵，三公”的占辞，而节度使张仁愿正是看到安禄山双脚下都有黑子，才厚待他（《太平广记》）。当然，所谓安禄山足下有黑子而被张仁愿厚待之事只是传说，但由此可见占相术在民间的流行。

值得一提的还有《逆刺占》。这是一种预测来人所卜何事及其吉凶的占卜书。此书虽在唐宋书目上有记录，但因过于粗糙草率，现已不存，幸有敦煌文书才能让我们知道这种占卜术的概貌。敦煌占卜文书《逆刺占》的占辞有浓厚的地方社会生活特色。例如北敦14636《逆刺占》占辞说“丁位坐者，家有十五人，一人外养”，“戌地坐，家有五人或四人，父身外养”等。一家之中常有人“外养”，且被“外养”者包括家中的“父亲”，那么“外养”何指？是敦煌地区特有的习俗吗？“外养”的地点是否在寺院？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再如，“占人家有酒法”占辞说：“寅时从寅上来……家有酒”；“巳时巳上来……家有酒少”；“申时坤上来……家中酒食，往即得”。这是能占出谁家有酒，去了就能喝上吃上。“巳时兑上来卜者……家有酒藏不出”；“丑时坎上来卜者……家有酒，藏在杖下”。这是能占出所要占卜的对象家中有酒，藏在何处，大概是准备去他家喝酒前的占卜。还有“占主人有酒，不与”的占辞，更是透露了主人有酒不给喝的怨气。这些占辞或许反映了敦煌当地喝酒比较普及，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习俗的绝好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占卜术没有科学依据，很多占辞荒诞不经。因此，各朝各代都有对完全迷信占卜术的思想和行为予以质疑乃至批评者，唐代吕才就依据历史资料对一些占卜术进行了批评。关于《宅经》，他认为把卜宅之文加上“五姓”是荒谬的，天下姓氏那么多，怎么可能都归到五类姓中呢？关于《禄命书》，吕才批评说：“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并举出从鲁庄公到秦始皇、汉武帝等“禄命不验”的例子加以证明。关于《葬书》，吕才引用《春秋》《礼记》等经典中实例说明当时殡葬并不择月日时，更与吉凶无关。他批评说：葬就是藏，“不得预测于将来”，“不可先知于地下”；“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将安葬与年月日时、墓田选择联系起来，“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完全是“巫者利其货贿”（《旧唐书·吕才传》）。此外还有唐人卢藏用在《析滞论》中系统批评了拘泥于时日吉凶的思想，明确指出：“得失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任贤使能，则不时日而事利；法审令正，则不卜筮而事吉；养劳赏功，则不祷祀而得福”，将吉凶祸福的最终原因归结到人事上，是十分难得的。

敦煌占卜文书既是研究唐五代占卜书籍与占卜术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实况与思想观念的宝贵资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作者：黄正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敦煌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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